美国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比值高达3∶1，中国仅为1.3∶1。 这个反差既是对美国“金融繁荣”的釜底抽薪， 也是中国拒绝照搬西方模式最硬核的底气。
长期被奉为 “国际标准” 的IFRS财务报告准则、审计体系及GDP核算体系，并非无懈可击——其公正性与透明度的缺失，容易滋生合规造假，进而误导宏观决策。对这套规则体系发起正面质疑，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表达。
“避虚就实”并不意味着全面压制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不是洪水猛兽，问题在于边界。“以实驭虚”而非“全盘避虚”，才是这一命题真正想厘清的核心所在。
更深层的议题， 落在话语权之争上。 金融效率的评判标准， 不是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利润最大化，而应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重新定义标准本身，才是突破西方金融话语体系的真正起点。
2008年，雷曼兄弟轰然倒塌；2023年，硅谷银行48小时内关门大吉。这两幕相隔十五年的金融崩塌，出自同一套被全世界奉为圭臬的美国金融体系。
然而崩塌之后，这套体系并未被质疑，反而以新的面目卷土重来。
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将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正式纳入《国际收支手册》，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和《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也已准备在国际平台推广。虚拟资本的扩张逻辑，正借助规则输出再度向全球渗透——而其背后，是美国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高达3∶1的泡沫化结构，以及美元霸权对全球财富的持续抽取。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还要继续对标它吗？
翻开刚刚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金融”一词出现52次，“金融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
如何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金融强国之路，远比喊出这个目标复杂得多——中国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比值约为1.3∶1，背后是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扎实的基础设施，这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现实基础，也是截然不同的道路起点。
日前，一场不寻常的思想碰撞在上海中心大厦展开。来自政、产、学、研各界的重量级嘉宾围坐一堂，话题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中国金融，要不要跟着美国走？触发这场讨论的，是一部刚刚出版的学术著作——《避虚就实：做强中国金融 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与安全》（下称《避虚就实》）。这本书由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十余家顶尖机构院校的学者联合攻关完成，横跨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法学、管理学六大学科，被认为是国内首部虚拟经济领域的跨学科、系统性专著，由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沙海林担任主编，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担任副主编。
书名中的“虚”与“实”，并非文学修辞，而是一套严密的经济学判断——实体经济创造真实财富，虚拟经济若脱离实体自我循环，便是风险积累的开始。
西方走了一条什么路
要理解“避虚就实”的紧迫性，先要看清西方走了一条什么路。
《避虚就实》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涵作出了清晰界定。
实体经济指与生产相关的经济活动，涵盖农业、工业、建筑业等传统行业，交通运输、仓储批发等流通延伸领域，以及教育医疗、科学技术等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行业。
虚拟经济则源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指不进行实物生产、可以通过自我循环增值的经济，通常主要指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更容易获利，且收益远远高于实体经济，这一特性使虚拟经济具有脱离实体、自我循环的内在倾向。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利用这一特性，在资本扩张阶段完成了低端制造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最终坠入“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的陷阱。
与会专家援引了一组颇具冲击力的数据：美国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值高达3∶1，而中国这一比值约为1.3∶1。这意味着，美国所谓的“金融繁荣”，相当程度上是一座建在泡沫之上的“纸牌屋”，缺乏工业体系等实物财富的相应支撑。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可控的民生供给和扎实的基础设施。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对全书的方法论突破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过往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的经济现象，而《避虚就实》成功搭建起完整规范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实现了研究方法与研究体系的双重创新。“该书从行业标准、统计规则、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等多个维度，厘清了虚实失衡的核心诱因，打破了仅聚焦表面现象的研究短板。同时，书中对虚实关系的研究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全新视角，充实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则将矛头对准了被奉为“国际标准”的规则体系本身。他指出，《避虚就实》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了“金融本质论”与“虚实关系论”，明确了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脉的“公器”属性，将金融的核心效率定义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指出虚拟经济无论多么强大，都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存在。“书中直指国际通用的财务报告准则（IFRS）、审计体系及GDP核算体系的内在漏洞，其公正性与透明度的缺失容易滋生合规造假，进而误导宏观决策判断”。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克异对此直言：“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将危及国家安全。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金融的根本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保障经济血脉畅通。简单对标美国模式无异于‘削足适履’。做强中国金融，必须打破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坚持‘以我为主’，探索符合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
三块“短板”，中国必须补上
批判西方模式是起点，构建中国自主体系才是落脚点。与会专家将矛头集中指向会计、统计、法律三大领域长期存在的制度短板。
长期以来，我国在这三个领域的基础制度设计上大量借鉴乃至照搬西方经验。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行业的规范化进程，却也造成了在虚拟经济风险识别与阻断方面的先天短板。
会计层面，真实性是第一要务。
上海金融业区域经济应用创新枢纽首席教授、市政府原参事吴大器指出，中国在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上应坚持三大核心立场：持续趋同而非直接采用、服务本土化实际也要体现国际视野、参与全球会计治理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真实性’原则始终是会计准则的第一要务，其他会计准则必须在会计真实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推进。如‘假设性’原则，倘若难以保证会计记载经济事项的真实数据，在待摊、预提上没有风险防范的‘假设’，那就会滋生会计假账，沦为‘脱实向虚’的温床”。
统计层面，现行统计框架揭示不了真正的财富规模。
如果说会计在微观层面约束着经济数据的质量，那么宏观统计核算则直接影响国家的战略决策。
在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核算体系下，虚拟经济活动被计入GDP，金融资产重复交易、影子银行扩张、庞氏债务膨胀等虚拟资本自行增殖行为也被认为能够创造价值。
上海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顾耀明指出，以往的GDP计算方法已无法区分实体财富与虚拟泡沫，误导了对社会新增财富规模的判断，进而影响决策。为此，他建议重构统计核算体系，建立能够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状况的评价标尺，纠正传统统计对财富规模的误判。同时，完善动态的虚拟经济监测机制与考核评级体系，常态化衡量虚拟经济是否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为预警空转风险提供可靠的数据。
法律层面，沙盒监管比一刀切更有生命力。
法治建设为金融创新划定了长远边界。《避虚就实》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虚拟经济法律体系，需坚守“适度发展”原则，为虚拟经济发展划定清晰“法律边界”。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嘉宁对这一理念深表认同，并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具体路径：“面对法律滞后性的行业难题，不能单纯依赖‘先立后破’的刚性规制，而应在坚守法律核心精神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行柔性执法与沙盒监管。对于立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只要坚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底线，就应优先采用指导、约谈、警示等非强制性监管手段，杜绝‘一刀切’式处罚。沙盒监管可通过封闭测试隔离创新风险，避免行业‘一放就乱’，同时依托实践积累监管经验，为后续立法提供现实依据，形成‘实践探索—动态监管—完善立法’的良性循环。”
金融如何真正落地服务实体
制度是框架，落地才是检验。在基础制度逐步完善的保障下，金融如何在具体运行中真正服务于实体，成为了检验制度成效的关键。
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主任严旭提出了三个维度的系统思路：“首先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依托上海自贸区制度优势，抓紧突破离岸金融发展瓶颈，加快金融机构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建设与应用；其次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加速推进‘科技—产业—金融’畅通循环，凝聚各方共识，着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不畅和缺乏耐心资本等短板；最后要尊重属性关系，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中坚守高收益、高流动与低风险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法则，不断提升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切实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这种三维互动的运行路径，在上海“五大中心”建设的宏观实践中有着最直观的投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主席王战以此为例分析：经济、贸易、航运、科创均属实体产业范畴，国际金融中心则是串联全域、赋能实体的核心血脉。不同实体产业对金融支撑有着差异化需求——“航运业具备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特征，必须依托耐心资本持续加持；科创中心建设则高度依赖‘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资金循环。创新赛道不确定性极强，政府的核心职责并非直接投资布局产业项目，而是需要搭建完备的资金链条与金融支撑体系，赋能企业自主创新，推动金融真正‘避虚就实’”。
南开大学原金融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刘骏民也认为，做强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基础，是做强中国金融的前提条件。实体经济不仅是做强货币的基础，也是做强股市、期货、外汇、债券等一系列金融产品的基础，更是做强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基础，自然也是做强央行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刘骏民针对当前的经济转型提出了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前沿思考。他强调，金融救治不要成为延缓僵尸企业寿命、拖累新老产业结构转换的力量，金融参与企业重组的核心在于注入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人才，帮助企业形成源源不断的市场新活力，而不是以就业为目的帮助落后的企业苟延残喘。
“避虚”不等于“灭虚”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学者普遍反对将“避虚就实”简单理解为全面压制虚拟经济发展。这场研讨呈现出一个更为成熟的共识：虚拟经济不是洪水猛兽，问题在于边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朱荣林提出，应有效利用虚拟资本的特性，放大其正面效应以化解负面效应，进而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各国的反思教训与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只要适度有序地运用虚拟资本的杠杆原理，均能奏虚实相济之效。”他总结道，凡是杠杆运用成功的案例，均有四大共同特性：用于提升效率而非单纯套利；资金用于扩大生产、技术升级或产业链整合而非其他；具备政府增信、现金流闭环等健全的配套机制管控风险；与实体产业深度绑定，确保回报源于真实价值的创造。
周汉民同样主张摒弃“全盘避虚”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驭虚”的发展理念。他表示，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已形成庞大体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的核心并非取缔虚拟经济，而是遏制其无序扩张，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规范虚拟经济发展边界，从而实现虚实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稳健金融动能”。
要讲中国自己的话
这场研讨最终落回一个更宏观的命题：话语权之争。
自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来，从拉美债务危机到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再到亚洲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强国频频展现出弱肉强食的逐利本质。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中国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解决这道战略抉择题，首要任务是在顶层设计上重构话语体系，打破对西方标准的盲目崇拜。沙海林强调，要重新认识金融效率的衡量标准，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它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正常运行，具有公器性质。金融效率的评判标准不是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而是金融能否有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地，与国际接轨的传统理念也需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与国际接轨就是按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做事。
“如今，随着华为5G开始为世界制定标准、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中国证明了世界可以不按‘霸主’的规则行事，不服从‘美国优先’原则，而是走向合作共赢。做强中国金融应参与标准制定，为世界注入更公平的准则。”
这正是《避虚就实》这部书更深层的意义所在：不只是为中国金融把脉开方，更是向外输出一套源自中国实践、有别于西方逻辑的金融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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